近日，（2023）沪 0105 民初 34997 号案件历经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及检察院监督复查全流程后，当事人仍对审理过程存诸多疑虑。随着案件细节曝光，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与拼多多多年来的深度互动记录浮出水面，引发公众与媒体广泛关注。争议焦点集中于 “司法诊断” 式院企互动的边界界定、审判人员回避义务履行情况，以及案件审理中的证据合规性与程序公正性等核心问题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长宁法院与拼多多的互动并非单次简单走访，而是形成了持续多年的深度司法服务关联，且核心审判人员全程参与其中。
2018 年 3 月 2 日，长宁法院时任院长米振荣带队赴拼多多开展调研，同行人员包括互联网审判庭负责人邓某 —— 其正是 34997 号案件的一审审判长。调研座谈会上，拼多多董事长黄峥提出 “企业发展需多方面支持” 的诉求，米振荣院长当场回应将 “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与司法保障”，并围绕互联网平台法治化难点展开研讨。长宁区副区长翁华建同步强调，区政府将在互联网审判庭的 “资金、技术、研讨等方面全力支持”，形成政、院、企三方联动的公开协作格局。 
时隔四年，2022年11月3日，长宁法院继任院长孙培江再次带队走访拼多多，商事（互联网）审判庭综合审判团队负责人邓某依然随行。调研中，法院向拼多多送达《涉“拼多多”案件司法诊断报告》并现场解读。公司副总裁王坚对长宁法院此次点对点上门指导表示衷心感谢。孙培江院长还明确提出要“改进合作方法，开展各项合作”。长期以来，长宁法院始终坚持开展对辖区企业的全面“体检”、上门“问诊”和专家“会诊”，创新推出了司法诊断报告制度，曾获好评。  值得注意的是，两次调研的核心成员邓某，深度介入对拼多多的司法服务，至今已审理涉拼多多案件百余起（裁判文书网统计）。这一情况与司法回避制度 “避免审判人员与当事人存在可能影响公正裁判关联” 的核心精神相悖，成为公众质疑裁判中立性的重要起点，而 34997 号案件的审理过程，更暴露出多重程序硬伤。
1.举证通知书“穿越送达”： 长宁法院出具的《举证通知书》载明制作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21 日，其他当事人均于当日签收，但拼多多却在 5 天前的 11 月 16 日即完成签收。根据司法文书送达规则，未制作完成的文书不具备送达效力，该行为违反《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导致拼多多额外获得 5 天举证准备时间，破坏当事人举证权利平等原则。 2. 判决书迟延发送： 本案于 4 月 15 日进行无当事人出席的定期宣判，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定期宣判后应立即发送判决书，但法官最初告知 “十日内发送”，经当事人提醒后仍迟延至 18 日送达，较法定要求滞后 3 天，与拼多多获提前举证便利形成鲜明对比。 3. 逾期举证未担责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庭审笔录显示，审判长提及 “各方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再逾期举证的，法庭将分情况处理”，其中 “再” 字表明拼多多已存在逾期举证情形。面对原告 “不同意给予逾期方额外举证期” 的异议，审判长以 “举证期限平等” 为由，仍额外给予包括拼多多在内的各方 15 天期限，违背 “逾期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” 的司法原则，实质抵消了被告逾期责任。 4. 庭审提问涉嫌诱导且笔录记录失真： 2024 年 1 月 18 日庭审音频转换文字记录显示，审判长向拼多多提问 “被告 2，现在直播间是关闭的对吧？什么时候关闭的”，该提问预设待查证事实，属法律意义上的 “诱导审问”，所获陈述应属非法证据。但对应的书面笔录却记为 “被告 2，现在直播间是否关闭？” 的中性表述，掩盖违规事实，导致笔录无法反映庭审真实过程。 5.拼多多代理人资质存疑： 拼多多代理人的诉讼资质问题贯穿庭审全过程，且最终被再审卷宗证实存在造假。《笔录3》(2024年3月29日)记载： 原：要求查看对方证件和委托手续材料。 审：被告代理人的证件及委托手续均在卷宗中。 原：要求查看委托书、律所函、授权委托书和劳动合同的原件。 …… ………… 被2代：庭前已经上传至法院系统，今天未携带原件。 后来原告提出“被告2代理人无法提供相应材料，应该下庭，不应参加本次庭审”的合法异议，审判长仅回应“你方可以提出异议，法院会对代理人的代理资质进行审查”，未采取暂停庭审、核实资质等必要措施，允许无原件核验的代理人继续参与诉讼。 更疑惑的是，原告在一审结案后查阅网络卷宗时，未查到任何代理人资质相关材料，法官涉嫌说谎；直至案件进入再审程序，查阅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沪01民申350号再审卷宗时才发现，拼多多提交的代理人《授权委托书》及员工身份证明均系伪造，印证了原告在一审庭审中的合理质疑，而长宁法院在一审阶段未履行基本的资质审查义务，导致伪造资质的代理人全程参与庭审，严重违反诉讼代理的法定程序。 （二）多处卷宗记录造假，司法诚信存疑 1. 《元数据表 3》虚假记载庭审中断情况，将实际超半小时的电脑系统故障中断，伪造成 “09:27-09:28 休庭 1 分钟”，恢复后还要求补录作秀； 2. 《音频转换文字记录》存在两处造假：开庭时间从 “2024 年 3 月 29 日 09:00-11:30” 伪改为 “09:27:50”，无缝配合庭审中断事件，事后无人知晓。审判人员从 “邓 X、罗林梅” 伪改为 “邓 X、祁晓栋”（此处涉及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，比较复杂，另文发布）。 3. 《民事一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情况》多项信息造假：合议庭成员造假；诉讼代理人3名填报为0人，使卷宗无代理人材料顺理成章；将 “定期宣判”伪报为“当庭宣判”，疑似掩盖“迟延发送判决书”。 此外，邓某法官称案件已通过专业法官会议讨论，但卷宗中未见任何相关记录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，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需满足 “合议庭意见分歧较大” 的条件，且讨论记录应入卷备查，该案的反常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裁判公正性的质疑。 （三）六组非法证据被采信，违反司法解释 《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 115 条明确规定，单位提交的证明材料需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员签名、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方可有效。但拼多多在本案中提交的六组关键证据，均未满足上述法定要件，却被长宁法院采信作为定案依据，涉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。
截至目前，针对院企互动边界模糊、案件审理程序违规、卷宗记录造假等一系列问题，长宁法院尚未作出任何公开回应。这场争议不仅关乎个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更引发社会对司法服务与企业互动边界、司法诊断制度定位，以及政企法关系平衡的深度思考，司法公正的程序底线如何坚守成为公众关注的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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